中华绒螯蟹俗称河蟹，商业上称之为大闸蟹，是我国重要的水产经济动物。上海长江口是中华绒螯蟹的天然繁育场，来自“中华绒螯蟹故乡”的上海人自然将大闸蟹奉为秋冬季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其实早在1958年，崇明长江口位置就发现了洄游的河蟹蟹苗，从最初的单纯捕捞到养成扣蟹后交易，崇明不仅成为全国河蟹人工养殖业的发源地，也是全国河蟹的种源基地，所养殖的蟹种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河蟹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上海地区河蟹苗种与南下的北方水系蟹苗混杂，以及苗种场近亲繁殖和逆向选择等多种因素造成了河蟹种质的混杂与退化。此外，当时几乎所有的育苗场均采用小规格亲蟹（80克左右）来育苗，如此下去，将使我国特有的河蟹优良种质丧失殆尽，带来没有办法挽回的难以处理的后果。河蟹种质资源保护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自2004年起，在上海市科技兴农攻关项目的支持下，上海启动了河蟹良种选育工作。2010年，中华绒螯蟹入选全市首批建设的四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之一。同年，上海市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正式成立并启动。
“第一轮体系建设启动后，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本地河蟹养大。”上海海洋大学教授、上海市河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王成辉还记得，体系初建时，便集结产业最优力量——将科研院所、推广机构、专业合作社、产业化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以及规模化养殖户拧成一股绳，组建一个从专业组到综合实验再到技术示范点的三级中华绒螯蟹种源生产体系。由此，上海河蟹产业开启了一条向技术要效率、向创新要效益的发展之路。
首创中华绒螯蟹配套系育种技术路线，积极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质高产的新品种；打造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选育联盟，形成了边育种、边生产、边应用、边产生效益的水产生物育种格局；开展蟹种高质量培育模式与技术探讨研究，实行优种优质优价，提高蟹种培育效益……正是这些孜孜不倦的探索和钻研，让当初的心之所愿落地生根、一路花开。
通过第一轮体系建设，种源、大蟹“齐头并进”。王成辉带领上海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用累累硕果兑现当初“把蟹养大”的承诺：成功选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华绒螯蟹选育良种“江海21”，研发完成大规格亲蟹（雌175g、雄250g）的育苗技术，年产“江海21”苗种10000公斤左右，建立了超大规格亲蟹（雌250g，雄350g）的繁育技术。
而过去的五年间，第二轮体系建设则让品种、品质和品牌“三驾马车”协调发展。被养殖户授予“大长腿”美称的“江海21”于2017年3月转化给上海、江苏3家单位5年苗种生产使用权，创下了国内水产新品种公开转让的第一单。用“江海21”的部分养殖单位参加全国河蟹大赛，年获“金蟹奖”比例占获奖单位的30%左右，获最佳种质奖的比例约40%。目前，“江海21”良种在上海地区蟹种覆盖率达到12.8%，成蟹阶段达到74.8%；在全国推广应用省市10~15个，养殖面积达25~30万亩，年创造产值约20亿元。
上海河蟹产业在产业技术体系这个大平台的持续加持下快马加鞭，一跃成为全国河蟹养殖产业中的“优等生”。
“相较其他大闸蟹产区，上海在面积和产量上仅占全国的千分之一，取胜靠的是品质。”王成辉认为，改善养殖环境、提高养殖技术和饵料品质是提升河蟹品质的关键要素。
今年夏季持续反常的酷热，让外地很多螃蟹没能挺过去，而崇明惠康水产合作社养殖基地里的“江海21”却安然度过了“烤”验。“阳光直射水面，水草容易‘冒头’导致腐烂，极度影响水质。”惠康合作社“蟹二代”顾柳滨选择在蟹塘里种浮萍抑制水草生长，又找来浮萍的“天敌”小鹅充当“生物防治专家”。去年刚从父亲顾惠康手中接棒管理基地，仅仅一年时间，顾柳滨便建起了立体式防鸟网，使用水下影像监控、水质气象管控、安防监控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开展智能化养殖。一改过去单一的水草种植模式，顾柳滨通过种植伊乐藻、轮叶黑藻、苦草等不同品种水草优化蟹塘水质，树立了崇明水产绿色养殖的标杆与典范。
蟹塘水清草绿、螺蚬饲料鲜活，成为高端蟹塘的“标配”，而高品质的背后是用心养好每一只蟹的匠心，浦东新场塘之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掌门人”吴海鸥深谙此道。
“苗、水、草和管理方法，这一些要素不仅是变量，也是评判大闸蟹品质的关键。”为从源头把控大闸蟹的质量，吴海鸥建起220亩的蟹苗基地，借助优质种源“江海21”，在精心喂养维护的同时，基地与浦东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一起，在大闸蟹产业技术体系生态养殖的基础上，按照“稀放蟹苗、深水养殖、动态增氧、水草种植、菌群管理、水质调控、病害防控、巡塘监控”等多项培育方式，实现养殖全流程、全时段的监测和调控。
宝山区罗泾镇海星村的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坐落在涵养林边，蟹塘水质清澈，内有大量水草，十分适合大闸蟹的生长。有了水循环技术，水草精种、生态净水屏障、塘边高效微生物培养等技术助力，合作社旗下的“宝山湖”大闸蟹已连续获得十届“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金奖。
“良好的池塘环境，再加上良种、良法、良人（优秀技术人员）加持，秉承‘四良’法则的上海河蟹产业迈上了发展快车道。”王成辉表示。
这种改变更直观地体现在每年河蟹业界“奥斯卡”——“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上。
2017年，上海14家单位参加全国河蟹大赛，其中12家单位获“金蟹奖”，获奖率位于全国前列；2021年的参赛名单里，三分之一的参赛企业来自上海，几乎涵盖崇明、松江、宝山、浦东、青浦、金山等上海主要产蟹区。更令人惊喜的是，上海的参赛单位几乎每家都曾出现在获奖名单上，有些甚至拿下了金蟹奖、最佳口感奖、最佳种质奖，实现“大满贯”。
靠品质赢得口碑后，本地河蟹又在品牌和产业融合上动足了脑筋。来自松江的“大泖牌”黄浦江大闸蟹可以说是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的代表作。在松江，以上海鱼跃水产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8家水产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力，推动“黄浦江”大闸蟹区域品牌抱团前行。各家合作社虽各自拥有自有商标和自主品牌，但还是在养殖技术和销售等方面达成一致，保持统一。
在崇明，“乌小蟹”的历史早已翻篇，通过广大水产科学技术人员和河蟹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现在，崇明的大规格成蟹随处可见，成为上海河蟹养殖面积最大的地区。2021年，崇明区与上海海洋大学一起共建以渔业为主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先行区，确定了“1主2翼3基地”的发展思路，即崇明将形成以河蟹主导、鱼虾协同、基地支撑的水产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体系；确定了5大类别的35个主要指标。今年5月，由宝岛、崇东、惠康、褔岁乐、馨安等5家养殖单位共同出资，联合组建了上海崇明河蟹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将从苗种繁育、扣蟹生产、成蟹养殖到品牌销售全产业链的资源整合，推动崇明河蟹产业跨越式发展。“我们将开展河蟹新品系的研制，以种业带动整个崇明河蟹产业的发展。”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管帮超表示。
“沪宝”牌宝山湖大闸蟹作为宝山区罗泾镇特色乡村产业的一张名片，在做厚亩产的基础上，还把目光转向了体验优化。两年前，宝山区开始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罗泾镇内沿江连片分布的五村被串联成可深度游玩的田园综合体。搭乘联动发展的快车，蟹塘旁搭建起一条垂钓、买蟹、现场加工的“舌尖产业链”，结合周边的垂钓基地、采摘果园、水源涵养林等，源源不断地向乡村输送着稳定客流。
浦东大闸蟹的登场则在2016年前后，彼时的“江海21”作为上海本地大闸蟹的优质品种，已历经多年选育，而大闸蟹产业体系也逐步趋于成熟，以“塘之趣”为代表的品牌河蟹发展势头迅猛。在塘之趣养殖基地，大闸蟹住着1平方米水域空间的“豪宅”，尽管养殖成本高、产量低，但效益却是一般养殖户的3~5倍。如今，深谙互联网和社群营销之道的年轻人，还把大闸蟹卖到了电子商务平台，也在微信平台上拢住了一批忠实拥趸。
近年来，上海本地品牌大闸蟹按只销售、价格坚挺，一只蟹的价格相当于外省市一斤蟹的价格。“一只5两半的公蟹，今年可以卖到200元的高价。1600元/箱的礼品蟹，几乎是‘捕多少卖多少’。”提起销量，吴海鸥满脸自豪。
王成辉介绍，今年上海河蟹养殖面积约1.5万亩，养殖面积基本稳定。上海河蟹产业也从崇明“一花独放”到崇明、松江、宝山和浦东“四足鼎立”，再加上青浦和金山的“两翼协同”，一个全新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雏形初现。
以中华绒螯蟹为代表的上海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被认为是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的“四梁八柱”之一。历经两轮体系的迭代更新，二十多年来，上海河蟹产业一改过去“落后”“追赶”局面，凭实力与阳澄湖大闸蟹“并跑”，甚至颇有“领跑”的苗头和潜力，成为上海渔业向高质量迈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上海水产养殖面积会降低，但渔业生产产值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正是我们依托科技支撑，追求生态和效益共赢，不断调整品种结构、调整养殖模式的结果，最终实现养殖户效益有保障，市民菜篮子有高品质地产水产品的目标。大闸蟹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渔业管理处处长周建敏说。
2022年，站在第三轮体系规划的起点，眺望未来奋进路，上海河蟹产业优质品种的选育仍需久久为功。在王成辉看来，如何应用传统表型评价技术与新型遗传分析技术相结合，如何挖掘出河蟹的优异遗传资源、创制优质种质都是摆在上海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面前、需要逐一去攻克的技术“堡垒”。
河蟹是当前唯一一个能离水远距离、长时间运输的水产品，也是文化渊源最为深厚的水产品，在产业融合发展上有着天然的优势。本地大闸蟹“破圈”的背后，是食客与蟹农的“双向奔赴”。而随着顾柳滨等“蟹二代”的加入，上海河蟹产业如何更上一层楼，令人拭目以待。
“2020上海河蟹产业推广崇明行”活动举行 揭秘崇明清水蟹的“进化史”
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农业农村部党校）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农业行业商会)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中国农民体育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