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过渡正如列宁所说，“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顶点大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这样一种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大气候必然影响着太平洋地区和东亚的形势。
从各国在世界工业产量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看，1870年，英、美、德、法四国分别为32%、23%、13%和10%，但30年后的1890年，分别变为18%、31%、16%和7%。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德国进一步紧逼英国。各国在世界经济中作用和比重的改变使得列强争夺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瓜分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从1860到1880年，英国加紧夺取殖民地。在这20年间，它占有的殖民地面积从250万平方英里猛增至770万平方英里；法国由20万平方英里增至70万平方英里，而德国则几乎是空白。正如列宁所说：“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交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19世纪是欧美列强主宰世界的时代，在这些殖民国家和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半殖民地国家。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均属于此类。当时，两国几乎同时走到了一个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既可能进—步沉沦下去，变为殖民地，也可能赶上历史潮流，搭上近代化的末班车。日本近代化的起步与中国几乎同时(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它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威胁，面临着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撞击，所处的地位与中国差不多。但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它，而是指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西方列强就没有对日本发动什么大规模入侵。1853年美、俄舰队的“叩关”之举和1854年“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虽然都是在军事威胁下完成的，却都没有经历一次线月，英、美、荷、法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史称“下关战争”，但联军登陆后，长州藩迅即屈服求和，战争规模很小。再从整个东亚的形势看，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爆发了震动亚洲和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分散了欧美列强给日本的压力。正如英国驻日公使发回本国的报告中所说：“我们对日本的纲领必须慎重行事。这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已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此外，列强在东亚的利害冲突使英美都感到扶植和利用日本来牵制沙俄，为自己火中取栗是划算的。显然，历史的机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而日本则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通过开展“明治维新”，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富强之路。相反，中国惨遭欧美列强的入侵、瓜分、掠夺、奴役。同时，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例如尼泊尔、缅甸、越南、琉球和朝鲜，均与中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在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之前．它们与清政府都保持着宗藩关系。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时，朝贡体系土崩瓦解，各国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内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与日俱增。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同时也未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竭力推行海外扩张政策。
以此同时，“新天定命运”扩张思潮在美国甚嚣尘上。其内容流派纷繁芜杂，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边疆学说、海上实力论等等。各种“学者型”扩张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学术”角度，论证美国应该向外扩张。以约翰·菲斯克为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为美国垄断资本及其扩张主义政策张目。“边疆学说”代表人物特纳认为，国内边疆既然已不复存在，从而宣告“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已结束”。美国历史的新的一页应该是向海外扩张，寻求海外边疆，这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必然结果。艾尔弗雷德·马汉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仰仗于一支有效的强大的海军。要发展海军，就得有海上加油站和海军基地，因此，美国还需获得殖民地。在马汉眼里，殖民地是“国内产品的销售地和商业与海运的苗床”。所以，马汉认为，不论美国人“愿意与否”，美国“现在必须‘向外看’。这一个国家的日渐增长的产品要求它这样做。”
内政特别是经济因素决定了美国要向海外扩张，扩张主义理论家又适时地提供了重要的宣传依据，19世纪末美国义无返顾地加入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竞技场。
甲午战争之前，美国力图在东亚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头把交椅，但它的经济实力与在东亚获得的殖民利益份额却不相称，作为一桌筵席上迟到的客人，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分一杯羹的急迫心情显而易见。但是因为当时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大致瓜分完毕，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同时极力怂恿日本出头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为自己火中取栗，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1850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美国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陆海兼备的国家，因而更加重视太平洋方向的海外扩张。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舰船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
1854年美国人佩里打开了日本大门，迫使日本先后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开放江户等多个港口，给予美国治外法权。此后，日本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但是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走上了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夏威夷位于太平洋中部,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东西方的文化和南北半球的文明交汇于此,享有“世界十字路口”的美誉。作为太平洋上的中继站和补给基地，夏威夷引起了美日两国的激烈争夺。1842年，美国承认夏威夷王国。1849年，两国缔结通商条约。随后美国开始谋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在暂时无力吞并的情况下希望夏威夷保持独立，双方矛盾上升。1871年，日本与夏威夷王国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友好条约。1884年，日本政府批准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12360人，占夏威夷总人口的13％。同期美国移民仅1928人。两年后的1893年，日本移民达到10万人，是同期美国移民的10倍。1893年1月，在美国驻夏威夷公使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下，当地美国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请求并入美国。2月，日本即派“浪速”舰抵檀香山与日本“金刚”舰会合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舰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不承认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这场夏威夷危机随着甲午战争爆发暂时缓解，但也迫使美国直到1898年才正式吞并夏威夷。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对日关系。要想化解并利用与日本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的这种深刻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的东亚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美国抛弃欧洲伙伴,单独奉行亲日政策。1878年，美国不顾欧洲国家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一项条约，允许日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1880年,美国再次不顾英国反对,表示有意在日本取消治外法权。这样，通过逐步给日本松绑，日本慢慢的变成为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同时，美国极力怂恿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牺牲英国和中国、俄国的利益，从而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另外，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没有一个像样的基地，再加上当时美国海军的实力仍在发展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这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表面宣称中立，但实质上偏袒日本。不但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
进入19世纪，美国的亚洲政策建立在使用武力和与其他大国合作这两个原则基础上，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东亚的崛起，美国一改所奉行的东亚政策，转而采取亲日政策，试图通过美日合作削弱英俄等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美国的东亚政策“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因此，当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升级以后，美国一再拒绝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
1891年俄国宣布开始兴建从莫斯科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铁路,美国、英国这些试图扩大在华势力的国家如坐针毡。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美国对日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其要义在于把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另外，据苏联学者研究，19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中国满洲市场上就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在主要商品输入方面将其他竞争者抛在后面。例如1891-1892年，美国输入满洲的主要纺织品品种就比英国多9倍，美国输入满洲的煤油比俄国多1.5倍。因此，为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美国国务卿在调停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就曾劝说清政府放弃亲俄的外交政策，提醒清政府俄国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建议中国实行亲日政策，指出：“清国暗中委托欧洲诸国、尤其俄国，使其对日清间之谈判进行干涉，借以削减日本之要求。依据本官之浅见，俄国并非得以作为清国之友邦而向之求教之国家。清国可惧怕之国家，并非日本而是俄国”。同时，美国国务卿也一再建议日本警惕俄国的野心，不要与俄国进行交易，指出：“如日本与俄国达成协议，虽当前无何危害，但俄国野心甚大，令人难以相信”。
美国始终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阻碍了美国向东亚的扩张。1882年，美方代表薛斐尔与李鸿章商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时，拒绝将有关中朝宗藩关系内容写入条约。1883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杨约翰与李鸿章会谈时，也反对中国继续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截至1886年，朝鲜先后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签订条约，欧洲列强都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由他们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同时负责朝鲜事务。而美国出于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反感，选派的驻朝公使与驻华公使同级。总之，在判断是朝鲜独立还是保留中国宗主权两者之间哪一种情况最符合美国利益问题上，当时的美国政府诚如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显然倾向朝鲜独立，认为:“在中国庇荫下的朝鲜，料定会拒阻而不会鼓励对外贸易和内政改革”。甲午战争爆发后，恭亲王曾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调解停战，田贝公开对清政府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表达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中日爆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把清政府书面同意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作为他同意调停的条件。
同时，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假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尽管自战争以来，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获得了开放通商口岸、传教、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但中国大门并没有完全洞开，清朝政府仍未允许外国完全自由贸易和在华来投资。因此，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日本之手，进一步削弱清朝政府，为美国扩大对华贸易和投资扫除障碍。1894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和谈请求，明确说在中国军队被日本逐出朝鲜之后即结束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应让战争接着来进行，直到中国败北再进行干涉。为实现在中国开矿、修建铁路等投资活动，担任李鸿章英文秘书的美国人毕德格和美国商人威尔逊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甚至直接运动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美国驻日参赞史蒂芬斯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等鼓动日本政府攻占北京，推翻清朝政府，日、美联手拥戴李鸿章为中国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清朝政府拒绝改革，妨碍中国市场的发展，阻止修建铁路，允许欧洲人控制中国，影响美国的商业利益与影响力。当时美国国内舆论也公开表示，希望借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指出中日战争“一旦结束，东方贸易对于美国将具有日渐增长的重大意义”。此外，美国人认为中国被日本打败还可为扩大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提供方便。《世界传教评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就认为，中国战败将会“为基督教势力进入中国开辟了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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