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巨匠 季羡林与北大东方学科的起步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结束了在欧洲的留学生涯回到祖国。在南京，他拜会了自己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向他当面汇报在德国的学习情况。此前，他们通过信，陈先生了解到季羡林的学术水平，决定推荐他去北大任教。他亲笔写了推荐信给季羡林，要他拿上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去鸡鸣寺下历史语言研究所求⻅兼任北京大学代理校⻓的傅斯年，傅斯年答应聘请季羡林为北大副教授。回国后的工作有了着落，季羡林感念知遇之恩。

  1946年暑期，胡适、傅斯年、汤用彤等决定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成立东方语文系。此事在北大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师资，于是被搁置下来。如今战争结束，海外学者纷纷回国，建立东语系恰逢其时。东语系的研究对象是东方学科。李谋教授说：“概言之东方学就是：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 文学、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和。”（李谋《季羡林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载《以荷相传——深切怀念季羡林先生》第20⻚，现代文化出版社，2021）李谋认为，东方学发轫于13至14世纪的⻄欧，16至17世纪成型，20世纪成熟。20世纪中，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亚非民族解放运风起云涌，东方学引起政界学界广泛重视。北京大学文化底蕴深厚，新中国成立前，虽不乏知名学者教授，而建立和发展东方学科，则是随着季羡林的到来而起步的。

  回到祖国后，由于津浦铁路不能通⻋，季羡林在南京和上海滞留了一个夏天，到了九月，该去北大报到了。他乘海轮绕道秦皇岛，转乘火⻋于9月21日晚上达到北平，住进沙滩红楼。次日，季羡林在阴法鲁陪同下去会⻅文学院院⻓汤用彤。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把我的论文拿给他看，谈了半天。临出⻔的时候，他告诉我，北大向例（其实清华也一样）新回国来的都一律是副教授，所以他以前就这样通知我，但现在他们想破一次例，直接请我做正教授。这可以说喜出望外。”（⻅季羡林《象牙塔日记》第241⻚，浙江人⺠出版社，2016）这的确出乎季羡林的预料。也许是以前通知他先当副教授的印象太深，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几次提到曾担任过一周时间的副教授，但这种记忆是不准确的。

  从汤用彤办公室出来，又去东厂胡同拜访傅斯年，傅斯年正要出⻔，就在院子里匆匆一晤。

  第二天，即9月23日，季羡林受到校⻓胡适的接⻅。季羡林是在汤用彤的引领下来到校⻓办公室的。这是他第一次与胡适面对面交谈，印象是“只觉得这名声大得吓人的大人物有点外交气太重”。果然，这次接见不过是例行公事，过了几天，季羡林去校长办公室开会，胡校长已经不认识他了。他10月9日的日记写道：“三点钟到松公府孑民先生纪念堂去开教务会议见了胡适之先生，他又不认识我了。讨论大一课程问题和青年翻译官入学问题，五点半散会。”（同上书，第249页）后来，由于工作中生活上接触多了，胡适对季羡林颇为欣赏，季羡林也把胡适尊为恩师，这是后话。

  接着，汤用彤与季羡林多次商议科研计划以及东方语文系的课程设置。季羡林留德十年，养成了坐拥书城的习惯。他一生读书、教书、著书，书对他来说是须臾不可缺的。要搞科研和教学，必须有图书资料。从回国的第四天开始，他几乎天天去图书馆。且看他9月24日的日记：“早晨七点起来，洗过脸，到外面吃过早点，就到大学图书馆去。我想看一看究竟有些什么书，尤其是关于梵文的。结果，虽然找到几本可用的书，但大体说来，总还是太少。”（同上书，第242⻚）9月25日记：“到北平图书馆去，丁浚先生领我到书库里去参观。这里的梵文、巴利文的书都不少，是我万没想到的。又到楼下去会了一位彭先生，是蒙古人，他专管⻄藏文、蒙古文佛经，也会一点梵文。”（同上书，第 243⻚）因为季羡林差不多天天跑图书馆，不单单是自己科研写作的需要，而且要为新成立的东语系开列书单，10月12日，北大图书馆给了他一间研究室，从图书馆借阅的图书，可以暂存在研究室里。

  季羡林嗜书如命，对去东安市场、琉璃厂、隆福寺等地的旧书摊淘书，兴趣极大。无奈当时物价⻜涨，他得挣钱养家糊口，兜里余钱不多，只能委屈自己的肚子，下决心十天不下馆子，经常是两个烧饼对付一餐。可那些旧书实在便宜，他经不住诱惑，想不买不买，往往最后还是买了。他的日记里关于淘书的记载极多。请看10月3日日记：“九点半隋树森来，我们一同出去。我先到院长办公室，把书单交给汤先生，就同隋到隆福寺去。这是一条有名的旧书店街，我以前还没有来过，我因为钱已经不多了，不想再买书。但一看到书就非买不行，结果又买了两万元的书。旧书真便宜得要命，其实不够纸钱。…… 四点到图书馆去看报，忽然看到《益世报》上刊登了篇访问我的记录，我于是就到市场去买了《益世报》，不由得到书摊上去看了看，结果又买了一本。决意十天不上馆子，只啃干烧饼。”（同上书，第246-247页）季羡林的确淘到不少罕⻅的好书，诸如《大乘佛教经文》《布登勃洛克一家》，艾香德的《中国佛教的真理与传统：中国大乘佛教的研究》，梶芳光运的《原始般若经的研究》，还有《佛陀的教诲》《佛学的翻译》《关于大乘佛教的两个方面》等外文书籍，都是他节衣缩⻝买来的。

  除了借书、淘书，季羡林还干了一件与书有关的大事。 当时恩师陈寅恪回到清华，无钱买煤过冬，胡适想资助一笔美金，陈先生羞于无功受禄，不肯接受。季羡林从中斡旋，陈先生愿将自己的部分藏书半卖半送给北大。1947年6月18日，季羡林用大吉普⻋拉到北大图书馆一⻋有关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珍贵书籍，陈先生只收了两千美元。

  1946年10月7日，汤用彤通知季羡林，任命他为新成立的东方语文系主任，系办公室设在北楼。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看到汤先生的条子，就到院⻓办公室去。他告诉我，他刚同胡适之先生谈过，让我担任新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的主任，我谦辞了一阵，只好接受。”（同上书，第248⻚）10月9日，汤用彤将有关东语系的档案卷宗交给季羡林，季羡林开始谋划东语系的教学工作。他很快写出《关于北大东方语文学系》一文呈送汤先生，接着开始物色教职员。10月20日，他第一次与王森谈话，决定请王森“来东语系做事”，并请示了汤先生。汤用彤对王森很熟悉，因为王森不仅做过他的助手，而且还为他的孩子当过家庭教师。得到汤的同意后，23日，季羡林亲自去王森在华北居士林的家中拜访，通知王森到东语系工作。季羡林在王森家看到许多书籍。在晚年口授历史的时候，季羡林说王森是他的秘书。王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填表时，填的是“讲员”，意即讲师兼职员。王森（1912—1991）字森田，河北安新人，著名佛学家、藏学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私立中国佛学院讲师，懂英文、日文、梵文和古藏文。

  东语系最早设三个教研组，第一组开设蒙文、满文和藏文，第二组梵文、巴利文、焉耆文和龟兹文，第三组是阿拉伯文。至于三个教研组的学术领军人物，应该说胡适与傅斯年、汤用彤早有谋划，都是大名鼎鼎的语言学界翘楚。第一组是于道泉，第二组金克木，第三组是⻢坚。这正应了那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就是这几位大师，支撑中国的东方学科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们不得已佩服初创者的远⻅卓识。

  最早开课的是季羡林教授的梵文班，有三名学生：钟莉芳、王太庆和张元奎（？）。11月6日，季羡林第一次讲梵文课，只到了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当时他们已念四年级。季羡林为他们讲梵文和语言学两⻔课。

  11月11日，⻢坚教授（1906—1978）来到东语系，与季羡林商讨教授⻘年阿拉伯语的安排。18日，拟定出教学计划报送汤先生。21日，经大阿訇⻢松亭推荐，来了11名⻘年作为试读生，跟⻢坚先生学习阿拉伯语。⻢坚是云南个旧人，著名教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曾留学埃及爱滋哈尔大学，1938年回国后曾在上海、重庆、云南等地从事教文化教育工作。自1946年起，他担任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对阿拉伯语教学翻译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春天，东语系来了第一位外教，印度访问学者师觉月（1898—1956）。此人是佛学家、汉学家，通晓古汉语、梵文和中亚古代语言。他的名字Bagchi首次出现在季羡林的日记里是3月19日。季羡林跟随汤用彤去翠花胡同看望师觉月，不在。第二天，汤先生把客人带到季羡林办公室。从此季羡林负责师觉月的生活起居，以及手续、参观访问、备课印讲义等等事务。4月5日，师觉月首次在北楼讲课，胡适和汤用彤亲临现场，胡适还用英语介绍了师觉月。师觉月授课的题目是《印度文明的基础》，每周授课一次，持续约一年多时间。此后他结束了在北大的教职，于1948年冬回到印度。

  1947年5月，东语系开设公开学术演讲，8日第一次开讲，汤用彤先生讲述《佛典翻译》，讲了两小时。30日，请周一良讲了《佛经翻译文学》。

  7月10日，季羡林和师觉月去六国饭店接印度驻华大使到北大参观，其后，季羡林与胡适商讨印度留学生的中文学习问题。暑假开学，印度留学生到校后，北大成立印度留学生辅导委员会，成员有胡适、汤用彤、师觉月、季羡林和王岷源等。9月28日，季羡林带留学生乘汽⻋去颐和园游览。到1947年10月，季羡林到北大一年多，此时东语系如一个周岁婴儿，已经会走路了。

  这里讲一个关于东语系的小插曲：根据季羡林日记，1946年11月5日，吴晓铃曾来东语系办公室找季羡林交谈，究竟谈了些什么，日记没有记载，成了一个谜。季羡林晚年在口述人生时披露：“你知道有个吴晓铃吧？搞印度文学史的。吴晓铃、罗⻓培，他们当时酝酿要成立北大东语系，而且内定吴晓铃为系主任，吴晓铃是罗⻓培的学生。所以我在世界上还不知道吴晓铃这个人的时候，结果就有了一个仇敌了。因为我做了东语系的主任，占了他的位子了。我怎么知道呢？所以我说，没有⻅面，就成了仇人。”选择季羡林担任系主任的决策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当时人们不曾料到，这个在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新成立的北大最小的系东方语文系，能在短短三年一跃而成为文科最大的系。1948年，应胡适的邀请，金克木教授从武汉大学来到北大，成为季羡林的同事。金克木（1912—2000）江⻄万载县人，自学成才。1941年经缅甸去印度加尔各答任中文《印度日报》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文、巴利文。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教授印度哲学。同年，胡适也向身在伦敦大学的于道泉教授发出邀请。1949年春，于道泉回到北平，担任北大东语系第一教研组组⻓。于道泉（1901—1992）山东淄博人，早年就读于⻬鲁大学、北京大学攻读数学，1934年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研习藏文。此人是一位语言天才，精通藏语、蒙语、满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梵语。回国后，他一边从事藏语蒙语教学，一边参与中央人⺠广播电台藏语播音小组的筹备工作。1949年上半年，决定将南京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和边疆学院、东方语专科学校并入北大东语系。秋季开学时，季羡林多次去前⻔火⻋站迎接南京来的师生。又过了一年多，1951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送100名⻘年到北大学习印地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日本语、朝鲜语以及尔语、⻄南少数⺠族语文”。到1952年京津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候，国内少数⺠族语文专业，调整到中央⺠族学院，北大东语系设有蒙古语、 朝鲜语、日本语、泰语、印尼语、缅甸语和印地语、阿拉伯语八个专业，共有教职员数十人，学生数百名，从此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东语系最初几年，季羡林除了教课，还坚持听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课和周祖谟先生的古汉语音韵学课，自学藏文和暹罗文。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图书资料尽管匮乏，可中国历史上关于印度的记载和汉译佛教典籍足够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坚持开展科研，在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学术成果有：《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木师与画师的故事》《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寓言和童话》《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论文《浮屠与佛》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浮屠与佛》利用吐火罗文知识，初步解决了胡适和陈垣争论不休的问题，奠定了季羡林在佛教史研究中的地位。还有《〈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猫名”寓言的演变》《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一例》 《论梵文ṭḍ的音译》《〈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及著作者的推断》《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等。 同时，季羡林的散文、杂文、随笔创作成果颇丰。由此可⻅，季羡林教学与科研并重，写作与翻译并举，轮流在多个战场作战的习惯那时就形成了。此外，他还参加一些重要社会活动，如参加中德学会的活动，筹办泰戈尔画展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季羡林既拿指挥棒又拉小提琴，为东方学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路子。他充分调动各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从事东方学的教学和研究，不仅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急需外语人才，而且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1951年，他与东语系同仁张礼千、李有义、⻢学良合作，主编了《新时代亚洲小丛书》，由上海东方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吕毂、陈玉⻰著《越南人⺠反帝斗争史》，陈炎著《战斗中的⻢来⻄亚》，⻢超群、李启烈译《朝鲜⺠族解放斗争史》，郭应德著《尔史略》，王宝圭著《缅甸人⺠的解放斗争》，任美锷编著《东南亚地理》，陈信德译[日]渡部彻著《日本劳动运动史》，⻩敏中译[越]⻓征著《论越南八月革命》，⻢霄石著《⻄北回族革命简史》，白寿彝著《⺠族底新生》，陈肇斌、王清彬著《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日本经济》等。这是北大东语系成立以来取得的第一批科研成果。

  让我们重温一下季羡林先生为这套丛书写的总序吧！尽管过了70多年，一点也没有过时之感，仍可感序文之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序文开头说：“我们是亚洲人，但是我们以前却很少把眼光放在亚洲，我们的眼光越过中亚看到欧洲，越过太平洋看到美国，做了许多充满了幻想的美丽的梦。我们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反而比对亚洲多，这不能不算是怪事。”（见王树英编《季羡林序跋集》第681页，新世界出版社，2008）在论述了国际局势和对亚洲邻国研究的必要性之后，他说：“我们的眼光一向往远处看惯了，我们正真看到欧洲，看到美国，却很少看到同我们靠近住在一起的有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文化外交商业种种关系的邻居。一旦要想明白他们，当然就处处感到困难。我们许多朋友都是专搞东方语文的，我们对这困难知道得最清楚，感觉得最迫切，我们明清楚自己的能力不够，因为我们都正在学习中，但我们又觉得我们该义不容辞地尽上我们的绵薄。所以我们就冒昧编写了这样一套新时代亚洲小丛书，个人就个人的研究范围写一点简明通俗地介绍。我们绝不敢说，看了这一套小丛书，对我们邻居的情况就可以了如指掌，做起工作来就可以左右逢源；我们只希望，这些薄薄的小册子能帮大家初步了解我们自己的邻居，能让我们团结起来——如此而已。”（同上书，第682页）与那时相比，我们的东方学研究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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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巨匠》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连续两年入选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纪录中国”传播工程，是国家广电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项目、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纪录片、“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和纪录片重点项目（2018），还是中央电视台重大主题主线宣传暨重点选题项目，也是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华艺文基金会、北京市政府文化创新发展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基金的资助项目。已获得16项纪录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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